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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书与“平民气质”

1953年，一名美国学生曾向丘吉尔提出关于如何准备步入领导岗位、应对挑战的问题。丘吉尔的回答简洁而有力：“研读历史，所有治国的秘密都蕴藏其中。”确实，面对治理和决策，我们往往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捕捉到智慧的火花，而不是拘泥于枯燥的理论。权力的实践往往比理论更具启发性，伟人的抉择蕴含着深刻的经验。

被誉为上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外交家之一，亨利·基辛格在刚刚辞世之际回望，他无疑与当代世界众多著名元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。基辛格推崇的十九世纪政治家，首推德国首相俾斯麦和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。正是这两位人物协力构筑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格局，维持了欧洲百余年的和平。到了近现代，基辛格又最为敬仰哪位领袖？

他在著作《论领导力》中提出了六个名字：阿登纳（西德总理）、戴高乐（法国总统）、尼克松（美国总统）、撒切尔夫人（英国首相）、萨达特（埃及总统）以及李光耀（新加坡总理）。不同于俾斯麦和梅特涅的贵族出身，这六位领导人都来自平民社会，他们凭各自的才智与不懈奋斗，走上了权力巅峰。事实已经表明，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贵族继承权威的结构，逐渐转变为中产阶层主导的精英治理时代。在过去，贵族垄断政治高位，强调荣誉和卓越，在封闭的小圈子里维系着相似的价值观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, 以及梅特涅引领的维也纳体系，无不体现了贵族集团对稳定和均势世界的追求，这种思维在欧洲长期延续。

进入二十世纪，这六位领袖代表着全新群体。他们扎根于社会中层，拥有鲜明的平民气息，同时又能将贵族阶层的优点与现代精英的抱负相结合。他们不仅自身素质突出，更富有奉献国家、热爱社会的精神。基辛格遗憾地指出，如今这种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爱国热情已逐渐凋敝，取而代之的是以身份划分的政治倾向和全球化语境下的矛盾对抗。

共同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年代，这些领导人早年特有的经历，塑造了他们对各种体制、宗教、国家间关系的谨慎尊重。正如拿破仑曾经强调：理解一个人，需要看到他20岁时的世界图景。即使国家赢得了战争，牺牲毕竟沉重。如何在战后废墟中重建社会和经济，成为摆在他们面前艰难的任务。正因如此，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，往往更珍视国家间的理解与缓和，致力于在均势基础上谋求新秩序的诞生。

以决断力著称的领袖

埃及总统萨达特深知，长年与以色列纠缠，使埃及人民遭受无尽苦难。他坦言：“我的国家已经饱经折磨，不需要再多的牺牲者。”正因如此，他选择打一场“最后的战争”，以此为和平谈判争取对等地位。在阿拉伯国家舆论普遍反对下，萨达特通过基辛格的居中调解，突破重重阻力，亲赴耶路撒冷，就和平展开对话。他在以色列议会表示，愿同对方携手缔造持久正义的和平，希望双方不再流血牺牲。

这种信念的坚持，注定不会被所有人所接受。四年后，他在阅兵典礼上，被极端分子刺杀身亡。基辛格将他视为“先知型”的领导人，并非偶然萨达特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，超越眼前的族群和本国利益，透视历史与文明的长期趋势。他多次呼吁阿拉伯世界回归伊斯兰教黄金时代宽容、包容的传统。萨达特深知，埃及既承载着面向麦加的信仰传统，也具备从托勒密时期延续下来的地中海文明遗产。如此双重身份，使埃及能够横跨东西方，为不同文明架起桥梁。

以同样的历史视野调整国家道路的是阿登纳。西德重生后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，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深度合作，是德国重新崛起的关键。1949年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首次访问德国，两人会谈，阿登纳宣示了德国与欧洲共进退的理念。他推崇德法和解，认为这是欧洲焕新生机的根基。没有战后德法两国领导人的高远谋划，今日的欧洲一体化绝无实现可能。

一个真正杰出的领导人，往往能顺应历史的潮流，在关键时刻施展魄力，推动时代发生转折。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直觉和坚定决断力。

直觉与判断的天赋

以戴高乐为例。法国沦陷之际，他位低权轻，却敢于在伦敦展现抗争决心。随后，他又在政局混乱中，主导法国五共和国的诞生，二度拯救国家于危急。领导者的决断固然需要理智的分析，但往往必须在信息未全的关头做出抉择。正如基辛格所说，真正的战略家常常在信息最少、但机会最大的时刻，做出最关键的选择。戴高乐的直觉令人惊叹，他能够预判美国对于战争走向的参与，确信坚持下去终将带来转机。基辛格评价他，“在法国最关键的战略选择上，戴高乐多次独辟蹊径，却从未看走眼。他具备非凡的预见力和果断行动的勇气。”

意志之力的体现

成熟的政治家集理性判断、敏锐直觉与坚定意志于一身。戴高乐曾言，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坚定的信念与由此激发的共识。基辛格对此高度认同，并称赞道：“戴高乐用愿景影响了听众，将理想转变为现实。在他政治不仅是可能性的艺术，还是意志的艺术。”推动政治的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策略，更是内在意志的较量。基辛格所推崇的六位领导人，无一不是以这三重力量在时代洪流中披荆斩棘。

如果述及“意志的艺术”，最典型当属撒切尔夫人。冷战时期的苏联人为她冠以“铁娘子”的绰号。马岛危机时，英国几乎所有政要都反对远征马岛，甚至国防大臣也持否定态度，认为7000英里的军事行动几乎难以达成。然而撒切尔夫人以坚毅之力坚决出兵，最终收复马岛，赢得世人瞩目。基辛格对她做出评价：“她不会让抽象纲领左右判断，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人格魅力实现目标。”

勇决并不等同于固执和冒进。真正的伟大政治家，总能以机敏的头脑洞悉大势，主动调整姿态。撒切尔夫人在苏联变革、冷战松动后，适时向对手释放善意，展现了战略的灵活性。她认为，和平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强有力的防御，同样需要有建设性的接触和对话。这类务实与进取的智慧，也同样反映在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策略之中。他深知，一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，不能简单依附任一阵营。他曾直言批评美国，指出其既有生机勃勃的一面，同时也常常霸道而缺乏历史感。基辛格也强调，领导者必须具备历史意识，既承继长期价值观，又回应时代诉求。